东莞的思想大解放要解决的一个既重要而又难以破解的关节点，就是农村的经济组织和农村的社会管理组织的再改革和重塑，这也是“双转型”能否成功的关键点和支撑点。东莞的经济结构主要由企业和农村经济组织构成的，所以东莞的经济转型一看企业，二看农村；东莞的社会组织主要由农村的556个村委的农村社区构成，占了东莞90%以上的社会基层管理组织。所以东莞的农村经济组织改革对于东莞的经济转型至关重要，而农村社区的改造和重塑更是决定东莞能否实现高级城市化的社会转型的关键。

　　一、东莞农村经济组织的再改革

　　东莞30年的经济发展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农村工业化道路，东莞的经济发展起步于“三来一补”和引进外资，工业化的实现和经济的增长也主要依赖于农村的变革。从经济资源的组织机制来看，又主要在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改革和作用的发挥。2007年东莞农村集体经济总资产达1088亿元，可支配纯收入185亿元，农民收入的60%来自于集体经济的收入，农村的社会管理资金也主要靠农村集体经济提供。东莞的企业大部分厂房和物业是由农村集体经济提供和出租的。农村集体经济支撑了东莞经济的半边天。然而，东莞面对未来的经济转型、产业调整升级，曾经起到过重要作用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制度显得不合时宜。东莞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仍然是一个传统农业社会痕迹很深的合作组织。

　　东莞的农村经济组织自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三次大的改革。第一次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农村联产承包制度的改革，那一次的改革，突破了农村集体大锅饭和平均主义的束缚，解放了农村的农业生产力，使东莞的农业生产焕发了活力和生机；第二次是上世纪80年代，随着东莞工业和外资经济的发展对土地的需求，农村的土地资源要求打破原来分户承包的制度，重新将土地集中到集体组织进行统一开发使用，由分散的集体经济又回到了统一经营的集体经济模式，这一次的改革，推动了东莞农村的工业化进程，使东莞迅速实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第三次改革是2004年进行的农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的改革，这一次的改革解决了集体经济资产不清、农民个人在集体资产中的产权不落实的问题。将集体经济资产进行了清理，明确并量化、固化到人。这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改革，虽说解决了农村集体经济资产产权的明晰问题。但是又陷入了小农经济的陷阱。仍然是在原来的农业型经济组织架构内的调整。与现代市场经济、工商业经济社会不相融。

　　从目前农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的制度设计来看，按人头平均分配股份，每人一股，生不增、死不减，量化固化到人，也固化了平均主义；分配上是按人均股份平均分红，无论男女老幼、能力大小，平均分配，没有跳出农业社会小农经济的窠臼。这种乌托邦式的平均主义模式与按能力、效率分配的市场经济模式相去甚远，家族血缘式的经营方式与资本营运、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委托经营制度等现代企业制度是根本不相容的。这种经济平均主义的模式，窒息了个人积极性和创造力，是经济效益的最大敌人。东莞农村集体经济之所以发展了30年，仍然走不出出租经济的模式，塑造不出多元化的现代经营组织，根本原因在于：一个是土地资源的红利养活滋润了东莞的农村，使他们坐享资源的恩赐；另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平均主义的股份合作经济模式所致。平均主义的股份分配，平均主义的分红分配，使人们丧失了自主创业的精神和不断进取的积极性。而东莞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模式随着东莞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顺风顺水的日子已经快走到了顶点。集体经济的增长趋势开始下降，2007 年集体经济资产收益率从1999年的9.9%下降到7.5%,167个村集体经济收入减少,237个村收不抵支,集体经济所面临的发展困境和压力越来越沉重。

　　东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必须要再进行第四次改革,否则会在下一轮的发展中落伍。改革的思路是：打破平均主义的股份结构，构建按能力和资本以及福利股份相结合的股份制度，将原来的集体股份出售给一些个人或者经营者，使一些人能成为大股东，使股份结构多元化，股东多元化。或者通过社会上募集资金的方式，使外部人可以参股，打破僵化的内部人控制，使大股东能在内部起到更积极、带头人的作用，从而调动一些经营者的积极性；再者，按现代公司制度的要求来经营，实行资产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打破只能本村人管理的局限，聘请社会经营人才来经营管理，提高集体经济组织的经营活力和竞争能力。要让东莞的农村经济组织“去农化”即脱去传统农村经济之味，将东莞农村经济组织市场化、现代化，塑造成现代市场经济的公司化组织。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再一次改革是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走出困境和实现东莞经济转型必然迫切要求。

　　二、东莞社会管理组织的重塑

　　30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使东莞基本上完成了工业化，但是城市化的进程却相对缓慢，离现代城市化的距离就更远了。东莞的社会转型就是由原来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城市市民社会过渡转变，这种社会转型在许多国家要上百年，而东莞急匆匆的走过几十年，难以如意的完成这样一个巨大的历史转变的。东莞基本上还没有构建起现代城市社会的社会管理机制，占东莞大部分区域的原农村社区仍然是处在传统的农村社区管理的体制和理念下。比如政企不分、社企不分，党、政、社区三者合一，即所谓的“三块牌子，一套人马”既混淆了政、企、社区的不同职能，又打乱了各自不同的分工和合作关系，从而也削弱了各自的能力和效率。农村经济组织承担了社区管理和活动的经费，社会治安、教育、环境卫生和社区活动的费用支出，一个社区少则百万元，多则千万元，经济收入比较好的村各项社会管理费用约占集体经济总收入的20%左右。这些费用按其性质来说应该由社区居民负担，而不是由经济合作社来承担。

　　从东莞农村的人口结构来看，大多数社区的居民不是经济合作社的成员，如果将社区经费由经济合作社承担也有失公平。而且也加重经济合作社的负担，削弱了经济合作组织的积累和发展能力。从东莞的社区的管理情况来看，由于社区的经费是由经济合作社负担，谁出钱就为谁服务，从逻辑上来讲似乎社区的公共服务只为经济合作社的人提供，而社区内的新居民得不到社区的公共服务。东莞的社区服务对于新莞人来说一直是“水中月”。解决公共服务均等化，对于东莞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严峻的挑战。随着政府职能的改革和转变，为市民提供公共服务成为政府的职责，东莞的社区经费是不是属于公共服务范畴呢？社区的经费是不是应该由政府负担，从而免除农村经济合作社的经济负担。

　　无论是从经济转型、实现经济市场化和现代化来看，还是从社会转型，实现城市化和社会管理现代化来看，都必须要改革农村的经济和社会的管理组织制度。将经济组织还给市场，将社会组织交给社区。让农村的经济合作社改革成为现代公司制度，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来经营管理；东莞原有的农村社会管理组织方式，已经不适应城市社会管理的要求，应该按照现代城市的要求来构建社会管理体系，即农村管理城市化，农民市民化，逐步取消农村的村委会式的管理，建立起城市社区式的管理，变村民自治为居民自治，加强社区的建设。目前东莞已经有220多条村建立了社区，但仍然有300多条村没有完成社区的改革。然而即使是已建立社区的居委会，大多数是牌子换了性质不变，职能没有转变，仍然是党、政、社不分，没有真正构建起城市社区服务机制。所以东莞的社会转型最根本的转变是社区管理体制的转变，突破农村社区式的管理体制和管理理念。重塑和构建起城市社区的管理体制，是我们实现社会转型的关键。

　　（作者是中共东莞市委党校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