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真话者值得共同尊敬

　　李少威

　　“要鼓励大家敢讲话，更要讲真话、讲实话！”市委书记刘志庚在近日的一次“解放思想”调研座谈会上这样强调。

　　解放思想的最终目的在于拿出有效措施，解决实际问题。正因如此，“讲真话”才显得尤其重要。作为“居庙堂之高”的决策者，书记也好，市长也好，他们不可能事无巨细地参与到东莞每一个角落的各项发展进程，他们的判断，更多地基于实际操作者们反映的事实基础。倾听来自各方的真话，才能防止知情偏差所导致的决策失误。

　　改革开放历史上每一次的大发展，都是以“解放思想”作为行动的先导。因而“解放思想”离我们并不遥远，它与每一位东莞市民的实际利益息息相关。

　　为了给在东莞大地全面推进的“解放思想”大潮提供一个新的平台，本报从今天起推出大型系列报道“我对书记讲真话”，邀请东莞社会各界体察东莞实情、坦率敢言的人物，为东莞发展建言献策。

　　文章对采访对象的观点基本原话实录，因为我们相信，讲真话者是坦率之人，没有自私的城府，他们的观点可能有偏颇，但其肺腑之言所透出的对东莞的深爱，已足以打动这座城市的每个人，值得社会共同尊敬。

　　人物档案：

　　耿宜顺，江苏泰州人，1965年生，武汉大学工学博士，在东莞工作已有6年，现为常平镇规划管理所所长。

　　常平镇规划管理所所长耿宜顺认为，市委、市政府在第二轮发展中提出了“双转型”战略，“提得非常好，非常有水平，我从心里赞成”。然而耿宜顺认为，目前东莞全社会对“双转型”的认识、提出的措施和取得的成效还远远没有达到“双转型”的要求。

　　他分析，在两个转型中，政府的角色是不同的，社会转型应该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在经济转型中企业才是主角。政府要在转型期内做好两样工作，即资源整合和利益协调。具体而言，行政区划就是最重要的资源整合，这一整合需要市政府有决心、有魄力，强力推行，同时要有“自己革自己的命”的勇气。而农村传统福利分配方式改革是东莞社会利益协调中的根本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对待这一问题的基本态度应该是“慎之又慎”，多做研究，对群众多教育多引导。

　　耿宜顺多次表示：行政区划调整可以设定时间表强力推行，而对农村传统福利分配方式改革则不宜设定时间表，也不能搞一刀切。

　　福利分配方式改革让群众想办法

　　记者：农村低端产业集中，是不是已经成为经济转型的障碍？怎么解决这一问题？

　　耿宜顺：不敢说是障碍，至少是个不利因素。村经济转型以及福利分配方式改革必须谨慎，从小处着手，要多做调研。

　　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他们想出来的办法才会是最好的办法，至少比专家学者闭门造车随便得出来的结论要好。下面的问题是很复杂的，很多问题客观存在，但没办法摆上台面。

　　农村福利分配方式改革的问题，是涉及到很多人的根本利益的问题。什么叫根本利益呢？就是很多人是靠这个生存的，改革关系到他的生存问题。所以我要向刘书记说出来，这个东西要谨慎，多做调研，多做宣传。

　　可提高对现有土地的使用效率

　　记者：东莞的农村福利分配方式是建立在土地基础上的吗？

　　耿宜顺：是的。城市的土地都是国有的，农村的土地是集体的，是这个村里的，村民们都有一份。现在土地折算成了股份，农民就是股东了，都有从土地收益中获得分红的权利。

　　在城市不会有分红，顶多给你一个社会保障。集体所有制下的农村是一个经济实体，可以不断产生收益。

　　记者：现在有人提出要通过政府收购的方式，把集体土地变为国有，对此您怎么看？

　　耿宜顺：在举国建设“和谐社会”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地方政府这样做，我认为是不恰当的，不符合大的社会背景。另外农村集体对土地的所有权是受法律保护的，是合法拥有土地。

　　记者：如果政府无法统筹土地，东莞的资源空间就会很小，发展成了大难题，您认为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耿宜顺：只能用经济的手段慢慢地解决，想在短期内解决不太现实，这是一个国家根本制度的问题。

　　东莞继续发展的土地需求有两个办法解决：一个是“土地零增长”，不再占用新的土地。绝对不占不太可能，但可以少用，可以提高对现有土地的使用效率。另外，可以通过城市改造获得新的土地，或者再依法征用一部分农民的土地。

　　“两个转型里面政府的作用、角色是不一样的。

　　社会转型是政府要亲力亲为去做的，经济转型则应该主要依靠市场。”

　　“有形之手”不能过度使用

　　记者：村里的经济权力很大，但管理能力不足，产业重复严重，怎么扭转这一局面？

　　耿宜顺：我的观点是不急着去扭转。农村现在靠租金收入分红，这是很低端的，如果把土地价格考虑进去，他们做的甚至是赔本生意。政府只能说服、引导，但不能禁止。太多人这么干，重复多了就有人倒闭嘛，这是市场规律管的事。

　　记者：有人认为政府应该加强调控，即发挥“有形之手”的作用，指挥经济前进。

　　耿宜顺：“有形之手”不可或缺，但不能过度使用。双转型概念刚一提出，我就坚持一个观点，即在两个转型里面政府的作用、角色是不一样的。社会转型是政府要亲力亲为去做的，经济转型则应该主要依靠市场，主体是企业，政府只能起宣传倡导的作用。

　　记者：政府不大力推动，光靠企业和农民能实现转型吗？

　　耿宜顺：我从不怀疑东莞人的做事能力，他们需要提高的是认识能力，他们都是实干家，一旦认识清楚，就能把事情做漂亮。

　　政府绝不是要帮农民和企业转型，而是要帮助他们探索出一种保持领先、自我造血的社会进步机制。

　　现有行政区划“市缺位镇越位”

　　记者：东莞行政区划现存的问题是什么？

　　耿宜顺：简而言之就是市的缺位和镇的越位。东莞现在名义上是一个地级市，实际上还是一个县级市，因为中间缺了县这一个层次。

　　打个比方，虽然你已经80岁，但儿子还没有结婚生子，你就不可能做爷爷。现在的管理体制就是县级市的模式，正如我们规划所是不能发证的，要由市规划局来发。

　　东莞的实际居住人口超千万，GDP3000多亿元，富可敌省，地方面积达2000多平方公里，镇街32个，这么多事情，一个市政府能管得过来吗？管不过来就缺位。但镇街不会因为你市里管不过来就不发展了，而它要谋划发展就超过了它本来该做的事情，这就是越位。

　　记者：您认为镇街功能越位了，它们本来应该做什么？

　　耿宜顺：这个很简单，你老家（记者老家为浙江慈溪）的街道办事处干什么，它们就干什么。你老家的街道办事处有民政局吗？有财政局吗？有公安局吗？没有。

　　街道办事处管什么？管环境卫生，管社会治安、和谐社会的建设，组织老大妈跳跳舞。经济建设不是它们该管的事情，这是县一级的功能。

　　行政区划调整要强化中心削弱两头

　　记者：那您认为东莞的行政区划应该怎么调整？

　　耿宜顺：对应“市的缺位和镇的越位”这一判断，我的主张是两头弱化，把区一级强化。就是把东莞分为几个区，然后以区作为行政实体。

　　在我国的行政区划里面，县是最核心的单位。县、县级市或区就是行政的实体，很多事情在这一级就可以办完了。

　　行政区划调整要把地级市和镇街的经济功能弱化，把东莞用区的方式组织起来，区一级相当于县，用来承担主要的行政管理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