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国际油价连创新高，全国都闹起了“油荒”，
柴油更是限量供应。这种“不涨价就紧，一涨价就松”供需格局，随着国家发改委的“调价令”，再次显灵。据报道，自11月1日零时起调整成品油价格后，广州市一夜之间，柴油不再稀缺，有些油站不但不限量，连带来的油桶都可以加满，不过很多社会加油站仍然无油可加。有些司机和业内人士认为，这是石油巨头挟能源“逼宫”发改委涨价。
可以说，两大石油公司每次涨价，都会牵动社会的神经，引来一片口诛笔伐。不少人对两大石油公司“肥得流油”，不愿承担抑制通货膨胀、稳定物价的社会责任，一再向民众“揩油”的行为深表不满。
笔者无意打“口水仗”，只是感兴趣于一个有趣的经济现象，即油价与普通百姓工资迥异的命运。
直接体现石油加工成本的国际期货油价和到岸油价一俟大幅涨价，国内油价便迅速应声上涨，而与房价、医疗价格、教育支出、食品消费等民生价格挂钩的百姓工资收入，却总是不能同步上涨，两者的命运为啥就如此不同呢？一个吃点苦叫点屈，立马有人关怀备至，一个举步维艰，叫苦不迭，却被人置若罔闻。难道，一个是有钱有势的富贵命，一个是贫穷弱势的草根命吗？
笔者认为，这一现象，表面上看是高度垄断造成的，实质涉及市场博弈机制问题。这一价格形成机制对于石油产品来说，是健全有力的，而对于劳动力来说，是不健全的，甚至说是苍白无力的。
两大石油公司把持着石油生产、加工、运输、销售的命脉，竞争的主体未实行多元化，竞争不充分，基本上还属独家经营。如果不是发改委把持着油价定价权，两大石油公司通过联手涨价，而不是挖潜增效，实现利润最大化简直易如反掌。现在，发改委与石油公司扳起了“手腕”，成为其追逐利润道路上的“拦路虎”。两大公司就人为减产压供，造成供需紧张局面。工厂冒不了烟，汽车趴着晒太阳，飞机上不了天……想想这些可能发生的事情，发改委满足石油巨头的涨价诉求，增加财政和百姓的负担，就变得顺理成章了。石油巨头尝到了这种博弈机制的甜头，今后一旦碰到合适时机，肯定还要以石油“批零倒挂”未彻底解决，涨价仍未到位为由，继续“逼宫”发改委。只是，油价“步步高”，何日是尽头？
再看看产业、服务业工人的薪水增长。据近期的《世界知识》报道，战后日本在经历了１８年的两位数高增长后，不仅国家经济总实力位列资本主义世界第二，而且人均财富直逼美国。但是，中国经历了近３０年的高速增长，ＧＤＰ即将位列世界三强，但人均财富却不足美国人的一个零头，美国人均财富为１４．４万美元，中国大陆只有２６００美元。此外，还有１．３亿人日收入不足１美元。笔者认为，我国只长GDP的“骨头”，不长国民收入的“肉”，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偏低，根子也在博弈机制的缺失上。
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里后，造成了劳动力严重供求失衡。同样一份工，有多人来求，你不干有人干，企业老板自然“牛”得狠。即便嫌薪水低，用脚“投票”，炒了老板的鱿鱼，立即就有人跟进补空。想涨工资，就是没门！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发布的最低工资线蜕变成了企业工人的最高工资线。再加上，有的地方不断地释放“给工人涨工资会赶走投资者”的错误导向，有意让工人逆来顺受，为企业实施低工资撑腰，所以，连续多年不涨工资的怪现象便层出不穷。
当然，市场这只无形的博弈之手，也会适时“说话”。随着人口出生数的降低，老龄化的到来，农村转移劳动力人数总体呈下降趋势，而招商引资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在增多，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格局在悄悄发生扭转。不少地方，特别是经济发达的南方省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用工荒”，工人有了讨价还价的能力和筹码。企业老板拨拉成本利润的算盘，不得不低下傲慢的头颅，甘愿“放血”，许以工人较高的工资，甚至当日兑付。这种现象也会带动全国，造成其他地区劳动力的有机流动和集聚，从而促进工资水平的整体提升。只是这种机制是自发产生的、缓慢生效的、暂时的，不是根本的、全局的、长效的，所以，有其天生的缺陷和弊端。
理想的国民收入增长状况，应该不低于CPI上涨速度。高幅度、低绝对值的增长，虽然数据光鲜，也是增长，但缓解不了贫富差距。只有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菱形分配模型，才称得上国强民富。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要想实现这个美好愿景，除了要继续发展经济外，还必须祭出工资增长的有形、无形的博弈之手，特别要下大力气培育有形的博弈之手，以提高工人的工资话语权和博弈地位。在这方面，许多地方正在推行工资协调制度，有的还以行业协会和工会为代言人保障职工合法权益。但从实际效果看，效果并不明显。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借鉴发达国家提高国民收入的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加以创新，如此，薪水的命运，才不会在与国民经济的“龟兔赛跑”中，被远远抛在后面。
